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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赢彩票月薪3万“外包妈妈”入职富人家庭

  双赢彩票我第一次听说“儿童陪伴师”,是看到一位心理学博士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帖子,标题惊悚:“万万没想到,上海的陪伴师已经卷到这种程度了。”

  她自述参加了一百多场儿童陪伴师的面试,常为老师们的才华和能力震撼,列举了如下证据:

  应聘者语言能力优秀,雅思7分、8分甚至8.5分;多语言能力者不在少数,英语、日语、韩语、法语最常见,西班牙语、瑞典语也有。毕业于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,不乏哈佛、剑桥、清华、北大。文体特长达到专业级别,例如钢琴十级,羽毛球师承世界冠军。有的具备心理学背景,有的熟悉国学文化,或践行夏威夷心理疗法多年。

  儿童陪伴师的普遍月薪是1-3万。某家庭教育机构负责人Cherry说,他们促成过8万月薪的单子,同行公司还签约过10万月薪的陪伴师,但这只是凤毛麟角。

  水涨船高,渐渐地,雅思高分、留学欧美的背景也不够出挑了,你最好能讲一口流利标准的英音,听起来就像英剧《唐顿庄园》里穿戴优雅、礼仪完备的上层人士(一位陪伴师提醒,有过留学经历的家长反倒不看重口音)。还有的从业者立志考取语、数、英、物、化、生等全学科的教资证书,来为自己增加筹码。

  这一新兴行业在2022年左右出现。官方版本的职责包括:辅导学习,兴趣陪伴,培养行为习惯,调节心理状态,而一位从业者的定义是:妈妈雇佣了一个更专业的“妈妈”陪伴孩子。

  “更专业的爸爸”“更专业的妈妈”成了可以购买的商品。消费者——不够专业的爸爸、妈妈们——宛如HR,从济济人才中挑选自己的替代品。在重要社交场合里,他们会带上陪伴师并亲切地向客人介绍其身份和学历背景,后者象征着这个家庭的教育品位。

  对家庭中的成人来说,一切看起来很美好。中产/富人家庭,父职/母职外包,更科学的教育方法,多一份关爱……对家庭中的孩子呢?同时拥有两个妈妈/爸爸会带来什么?

  发帖的心理学博士叫陈冰,曾在在线月,“双减”政策出台,教培行业受挫。陈冰转行成为家庭教师。

  大约一年后,陈冰发现,市场上冒出来新的分支:儿童陪伴师。它和家教工作有重叠,但更……深入了。家教通常不会深入小孩的日常生活和社交圈:陪小孩睡觉,接送小孩上下学,带小孩看病,陪小孩旅行,陪小孩参加同学生日会,与小孩谈心,处理小孩情绪和心理问题,安排小孩的周末活动……这是父母的职务范围。

  这些职务被概述为“强调成长陪伴和心理教育”。如此“新锐”“先进”的陪伴式教育在理念上符合中产/富人父母的价值观,又非常实际地减轻了他们在家庭中的工作量,十分受欢迎。儿童陪伴师也解放了原本要隔代抚养的祖辈,年轻夫妻会因为父母养育方式“老套”、存在代际矛盾,或不忍心继续榨取年迈父母的精力而选择外包。陪伴师Garbie的雇主是一对富二代年轻夫妻,很爱玩,不想带孩子,又担心孩子的教育落下了。他们以3万月薪将陪伴工作外包给Garbie。“我的主要任务是不要让孩子打扰父母玩。当大人不在身边的时候,我也要让孩子觉得很幸福。”陪伴师苏苏精通营养学,她会提前制定小孩一周的饮食方案,并向家长提供理论依据,比如为什么增加坚果的摄入量,为什么限制吃生冷。

  一些父母要求陪伴师像大厂员工一样写“陪伴日报”,诸如陪孩子今天干了什么,学了什么,接下来的成长目标,其细节精细到“今天没有在饭桌上吧唧嘴”,“多少分钟内入眠”。部分父母会给陪伴师制定KPI,奖金数额通常与孩子的考试成绩正相关。

  紧随时势,陈冰再次转型成为了一名住家陪伴师,月薪3万。客户看中了她的心理学背景,以及她擅长处理学生的情绪问题。

  这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五口之家。爸爸是企业家,公司年营业额以“亿”为计,妈妈是全职母亲(其实她不管具体的育儿事务)。家里雇了三位司机、三位阿姨——一位负责做饭,一位负责家务,一位料理孩子的生活起居。即便如此,陈冰依旧感慨,“原来家务事可以有这么多”。

  这个家庭追求精致的养育模式。南方的夏天漫长且潮湿,孩子们一出汗就要换衣服——母亲不允许他们汗津津地出现在房间里,为此家务阿姨每天洗三四波衣服。

  像一位勤恳的母亲,陈冰的一天从清晨6点30分开始。在完成个人内务后,她在7点整叫醒三个孩子,督促他们洗脸、刷牙,同时帮阿姨准备孩子的早餐,晾好温水,检查上学所需的课本、文具。一切准备就绪,司机带着陈冰送三个孩子去学校。

  送完孩子,陈冰回到雇主家开始备课,她要准备今天的学习资料,帮孩子们查漏补缺。孩子们的“原装妈妈”通常在陈冰备课中途起床。午饭后,陈冰协助孩子妈妈处理学校“家委会”的事,或采买孩子们的学习用品和服装。

  放学时间到,陈冰在校门口接他们回家,一起吃晚餐、写作业。学习结束后,她还要带孩子读书或者玩乐高。22点左右,她将孩子们转交给生活阿姨,这一天的带娃工作才算结束。

  每周,她还要送孩子上网球课。仅后勤装备就是一项大工程:纸巾分为干的、湿的,毛巾分为汗巾、普通毛巾,水壶装温水,再加一瓶矿物质饮料,此外还有防晒霜、驱蚊药水、网球鞋。上课时,她要及时拍照、录像,向家长汇报;休息时,要提醒孩子擦汗、喝水,在课后和教练沟通进度。到家后,还要督促孩子洗澡,叮嘱他们吹干头发。

  “一周六天,我真是体会到当妈妈的辛苦。”陈冰说——她还未婚未育。除了在校时间,她和孩子们时时刻刻、寸步不离,像对着显微镜研究细胞一般,观察孩子细微的情绪、分秒的变化。

  长久陪伴下,孩子和“付费妈妈”结下了独立于家庭秩序之外的信任。苏苏遇到过一位掌控欲很强的母亲,孩子剪什么发型、今天穿什么衣服都由她说了算。男孩上初中之后,自我意识越来越强,又无法挣脱母亲的控制。他讨厌学习,放学了也不想回家。

  苏苏和孩子相处了一个暑假。她带他骑行、打球,时常谈心。苏苏耐心地向他解释,他妈妈的爱只是没有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。夏天过去了,孩子有天和母亲闹不愉快,上课时见到苏苏,说“我不喜欢我妈来当我妈”,他抬头看向苏苏的眼睛,叫道,“妈”。

  Cherry所在的家庭教育机构负责给家庭匹配陪伴师。一位家长找到她,想给孩子找4个陪伴师——一个负责日常生活,一个教英语口语,一个管理情绪和心理健康,还有一个专门做长远的教育规划。家长的理由是,孩子有点叛逆,不好管教。

  “一个家庭里同时进入四位陌生人,其实很难管理,也很难把控孩子的成长。”Cherry委婉地劝说。最后,他们为这个家庭安排了两位陪伴师,分别负责心理健康和兴趣规划。

  谭泽希是香港人,在上海和香港都做过陪伴师,她带的孩子大多读国际学校,不需要参加高考,但不同的道路“各卷其卷”,“卷卷与共”。比如,一号母亲的女儿就读于上海最好的国际学校之一,喜欢跳芭蕾,一号母亲为让女儿跳出名堂,报了4个不同的芭蕾班,并严格控制她的饮食,限制主食摄入量;二号母亲所在家庭举全家之力关注孩子学业,父母、祖辈常因教育问题发生争执,家长出门后,压力卸下,孩子稍一玩乐,二号母亲的咆哮就从监控里传出来了;三号母亲是再婚家庭,私下让谭泽希对比家里的两个孩子,“老师,我孩子和前妻的孩子谁更聪明?”;四号母亲希望儿子能考上香港顶级初中。小升初前,小男孩的个性越来越软弱,做错数学题,他的第一反应是嘀咕,“老师我好困”。他不敢面对小小的失误。

  谭泽希说,焦虑的家长身后往往站着一个“不舒展的孩子”。四号母亲认为孩子不具备迎难而上的品质,却没注意到孩子已到压力值临界点:他跟朋友说自己“压力大得想死”。在学校受欺负了,孩子告诉谭泽希,不告诉家长。在这个家里,“外包妈妈”对他而言是更亲密和安全的选择。

  在富人阶层双赢彩票,效率、自律、行动力被认为是头等品质。家长们期望陪伴师给孩子设计出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表,并监督孩子执行到位,最好分秒不差。面试时,自律是赢得雇主青睐的条件之一,在一位中介的描述中,它体现为陪伴师的“形象管理、身材管理、谈吐管理和情商”。

  现实中,时间表更多用来约束孩子和工作人员。许多次全家出行前,陈冰和阿姨匆忙给孩子们穿衣打扮,提醒他们去卫生间,准备外出物品——其复杂程度可参见网球包的准备工作,并提前5分钟带孩子下楼等待。然后,夫妇二人姗姗来迟。

  地位之分在财富之家里不是秘密。在工作人员中,陪伴师往往处于上位——他们有机会跟随家庭出席饭局,去昂贵景点旅游,住奢华酒店。陈冰对自己所享有的优待极为谨慎,她不想在家政阿姨和司机面前显示出差异,因为家庭内部的工作需要他人配合,“不能让别人嫉妒你”。为维系人际关系,陈冰常夸赞做饭阿姨厨艺了得(她只在雇主外出的时候这么做,以示真诚),或者给家政阿姨的孩子找学习资料。

  Garbie目前在阿联酋做陪伴师。她陪伴的孩子非常敏感,每天都在哭,“今天是雨天,他哭;妹妹跑得太快,他也哭”。雇主希望Garbie能带孩子多出去——这个富豪家庭里的玩具多到像一个游乐场,孩子不需要出门就能获得一切;全家上下众星捧月地宠着孩子,要什么给什么,慢慢地,这孩子就不出门了。

  孩子们似乎也清楚他们一出生就携带了财富和资源。一个平日里十分有礼貌的小学生,在被陈冰要求写作业后,一改往日温顺,顶撞道,“你怕我爸扣你钱吗?我是小x总,我说话也算数。”

  另一次发生在三娃家庭,老二在外面和别人发生摩擦,老大替弟弟打抱不平:“他竟然敢这么说你,你应该怼回去,你一辈子怎么挣都没有我出生的时候钱多。”

  与桀骜的孩子相反,雇主们对陪伴师总是客客气气的,一些细节又让人产生微妙的感受。谭泽希家境优越,要是下班后需要参加朋友聚会,她这天会穿戴奢侈品作为搭配,一条项链或一只手镯,有时是一款奢牌包。每当此时,细心的雇主和她说话的语气就会变柔软。

  也有家长得知谭泽希住在上海非常繁华的地段后双赢彩票,惊讶道:“你家条件那么好,你还来做这个工作干什么?”

  谭泽希说,因为我喜欢和小朋友待在一起。但雇主的讶异已经表达了对陪伴师“这个工作”的看法。

  陈冰出生在河北农村,在乡下读到三年级转去县城小学,才知道原来学校里还有音乐、美术、体育课,上课要讲普通话。在她的成长认知里,人生只有一条路径,前18年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高考。她怀抱教育理想走进陪伴师行业,希望在这些拥有更多资源和选择的家庭,尝试一种更好教育的可能。

  陈冰发现,富人家庭倒不会在吃穿上刻意追求名牌,老大的衣服也会留给老二继续穿。但他们通常早早给孩子规划前程,教育和兴趣投入不计成本。

  有个孩子忽然迷上拼乐高,暑假时几乎每天都吵着要买一款。家长从不拒绝。假期过完,孩子拼完了“复仇者联盟”、“变形金刚”系列,还顺带上了乐高课。年初,孩子崇拜的球星C罗来中国,父母二话不说,三四千一张的门票毫不犹豫,全家陪孩子去见偶像。

  陈冰带过一个家庭在当地颇有名望的孩子,孩子上学后,家长给那所昂贵的私立学校捐了一笔赞助费。孩子学习成绩没进步,父母不认为小孩有待提高,而是认为班主任教育方法不匹配。然后,班里换了新的班主任。

  这些孩子从小有机会出席高端场合。一名小学生跟着父亲参加过好几次拍卖会,见惯了大人出手阔绰,一两百万拿下某件藏品的场面。“他们真的不自卑,”陈冰说,“他们也会在这种场合里,观察大人是怎么交流、做事的。”

  一个男孩付钱请家里的司机替他代打游戏,事情败露后,司机被家长开除了。小男孩又上网找人为他练号。陈冰问他为什么不能自己练。男孩说,别人一个星期就能做到的事情,我要花好几个月,有必要吗?

  “他们与生俱来携带着资源,知道可以用资源撬动他想得到的东西,用资源帮自己省力,再把精力花在他愿意的地方,”陈冰说,“而工薪阶层的孩子的习惯是,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投入把事情搞透。”

  谭泽希遇到过一个彻底不卷的家庭——不是因为反对“鸡娃”,而是因为家庭条件太好了。第一次会面,那位职场丽人式的妈妈对谭泽希说:“我不是请你来提高孩子的成绩的,是让你来陪孩子玩的。只要孩子不走弯路,你就不要给他学习压力。”

  陈冰认为,出生在富人家庭中的孩子,幸运地拥有足够多的选择。但是在教育中,选择太多,孩子和家长反而天天面对选择还是放弃、选A还是BCDEFG的困扰。

  那个学网球的孩子不喜欢练习基本功,常抱怨太枯燥。他到了训练场就磨洋工,懒洋洋的。网球教练要求他练正手挥拍,小男孩挥了一会儿,说什么也不练了。陈冰和家长商量对策,家长觉得,不如带孩子去打对战,也许能激发兴趣。到了对战场,小男孩远远观望,不敢下场,“人家打得太厉害了”。

  这位妈妈认可要培养孩子性格里坚毅的部分,又觉得,万一只是他不喜欢网球呢?“他们很心疼孩子,不能太累。对孩子的教育过于发散,好像(凡是)违背孩子天性的都是不对的。”陈冰说。

  最后,网球课的问题得以解决——这对父母决定,换个教练;如果孩子的兴趣还是调动不起来,那就换一项运动。

  陈冰有种无处施展的挫败感。她恪尽职守,想方法帮孩子调整习惯,培养他的意志和品格。但教育是一场持久战,今天陪伴师好不容易帮孩子做到了,明天家长的态度就会影响回来,“花好大心思改善好的那些习惯,又还回去了”。

  “陪伴师这个名字寄予了家庭的很多期望,实际上我们能做到多少?”陈冰说,这是全行业的痛点。行业没沉淀出一套服务标准,从业者各自摸索,到最后,教育理想的探索者总会变回雇主(变来变去)意见的执行者。

  三次住家陪伴师经历后,陈冰反而“不知道更好的教育模式是什么了”。她离开了一线陪伴师的队伍。

  她出生在香港一个富有的再婚家庭。父亲工作繁忙,一个月只有几天在家。母亲在父亲的提议下放弃了事业。被生活消磨了自我,母亲只能将人生成就寄托在孩子身上,拿女儿和同父异母的姐姐作比较,比学习,比美貌,什么都想压一头。

  这对夫妻的婚姻一度出现危机,那时家里总充满吵架的声音。母亲情绪压抑,身体也出了问题。谭泽希的性格变得敏感,不敢当众讲话,成绩猛然下滑。父亲又拿她的学习做文章,指责母亲怎么把孩子教成这样。“我那时候在家里过得很累。”谭泽希声音很轻地说。

  或许因为成长中缺失了父亲的陪伴,成为陪伴师之后,谭泽希总能觉察到孩子们开不了口的时刻。一个孩子的母亲奉行享乐主义,总是很晚回家。一放暑假,孩子撑到晚上10点也不睡觉。谭泽希看出来他是在等妈妈,索性陪着一起等。

  另一位母亲来自潮汕。她结婚时就知道自己必须生出儿子来,否则她的婚姻必然失败。后来,她有了一儿一女,她也变成了重男轻女的妈妈,对弟弟耐心,对姐姐严厉。谭泽希平时主要负责弟弟。一天,姐姐的作业不会写,谭泽希想帮忙辅导,女孩忽然歇斯底里地尖叫拒绝——她认为谭泽希会和她妈妈一样管教自己。

  陪伴师戴颜选择这一行的原因也和她的成长有关。她出生在安徽一个小村庄。父亲严厉,和她交流不多,母亲能干,张罗家里大小事务。戴颜性格外向,有想法,成绩也不错。但她一直困扰为什么爷爷奶奶更偏爱弟弟。直到考上大学,走出村庄,她才逐渐明白她小时候的委屈不是因为自己不优秀。

  成长从来不是什么轻松的事。正计划申请儿童心理学博士的戴颜觉得,她是靠自己的努力才安抚好以前被冷落的自己,而陪伴师的工作让她有机会帮到其他迷茫的孩子。

  实际上,孤独的不只是孩子。陪伴师总是看到孤独的母亲。她们大多是全职妈妈,一心围着老公孩子转。一位母亲在面试陪伴师时,忽然哭着吐露一个人带孩子的疲惫。

  戴颜在英国陪伴过一个中国家庭。孩子当时两岁多,在疫情期间出生,几乎没出过家门,很少和陌生人接触。孩子生活在一个只有父母的世界,哪怕妈妈去上卫生间,他也会哇哇大哭。

  为照顾高需求宝宝,年轻的母亲辞去工作,放弃了社交活动。生产后她的身体出现问题,因为孩子离不开自己一直拖着不治疗。在身体和情绪双重压力下,她整夜失眠,吃什么都吐。孩子一哭闹,她难以抑制的自责。她雇佣陪伴师的目的很简单:能有个人稳住小孩,让她腾出时间做手术。

  在这家工作的前两周,戴颜感到压抑。伦敦常年没有太阳,冬天下午四点天就黑了,年轻母亲待在阴沉的房间里,守护着脆弱的孩子。

  一天深夜,小孩吐奶,母亲恰好也生病了。她丈夫在隔壁房间戴着耳机加班,对身旁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。崩溃的母亲情绪到了顶点,大声喊叫着丈夫的名字。男人跑过来后,手足无措,不知道应该做什么。

  “我告诉这位妈妈,你先照顾好自己,你才能真正地爱小朋友。”戴颜说。深入到家庭内部,她感到生活压力下每个人都很无助,在这个家里,最需要陪伴的其实是孩子母亲。

  回到这份工作的起点:妈妈雇佣了一个更专业的“妈妈”陪伴孩子。那么,爸爸呢?

  我和7位陪伴师聊了聊,她们恰好都是女性。行业里有男陪伴师,占比极少,“十个家庭里都难有一个指定男老师的”。部分选择男陪伴师的家庭是为了发展孩子的体育能力,而拒绝的理由大多是男老师带小女孩不方便。陪伴师Shura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,“考虑到隐私和礼节,男性陪伴师不便住在家中,不少雇主会为男性陪伴师另外租房。”

  尽管每个家庭考量不同,但实际运行中,育儿仍被默认为妈妈的工作,所以外包陪伴师也是“外包妈妈”,对“外包爸爸”需求很少,不是因为“原装爸爸”完美完成了他们的父职,是因为他们被豁免了,几乎没有职责。

  即便将范围缩小到7位陪伴师的讲述中,妈妈和爸爸的形象也大有不同。妈妈们总是具体、鲜明、多样的:她是焦虑鸡娃的“虎妈”,是看重孩子心理健康胜过成绩的职场丽人,是压抑自我、牺牲奉献又不甘心的全职母亲……具体而微的养育事务,包括并不限于生活照料、学习教育、情绪抚慰、身体健康……以及与陪伴师的沟通,主要由母亲完成。

  在有些家庭,母亲还需要同时“养育”孩子爸爸,他们是家中“巨婴”,除了经济独立和不需要辅导学习,在生活照料、情绪抚慰、身体健康上也产生着具体而微的需求。

  爸爸的形象则是自由、隐形或若隐若现的:忙于事业不在场;即便在场,也常如那位戴着耳机“大隐隐于家”的伦敦爸爸——“跑过来后,手足无措,不知道应该做什么”;部分父亲的确参与育儿,但他们更像“家庭话事人”,抓大放小,“比较强势、粗线条”(在周围人评价中,他们常受赞誉,已经是“爸中龙凤”);又或者,在特定场景中发挥作用:其他大人搞不定小朋友时,爸爸出场,用粗暴方式“终结”不听话的小孩。

  于是,当更专业的陪伴成了可以购买的商品,新的育儿故事由两个妈妈和孩子上演。